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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珠和政治能有啥關系?唐文宗的宦官:為了看它們,差點丟了老命

2021-11-08  浩然文史

說起露來,大家都不陌生。這本是自然界的一種常見現象,但在古代中國,由于科學不發達,人們不懂得露水的形成機制,往往將其視為上天福佑世間的先兆,謂之“甘露”,是古代“祥瑞”之一。我們今天要說的這件事,因和“甘露”相關,故被稱作“甘露之變”。不過,和人們希冀“甘露”帶來福佑迥異的是,隨著此次“甘露”而來的,卻是血腥屠殺。這是怎么回事呢?

一、“甘露之變”的主角們

自“安史之亂”后,曾經輝煌繁盛的大唐王朝就陷入了內有朝官黨爭、宦官擅權、藩鎮割據混戰、民變迭起,外有吐蕃、回紇侵掠的困境中。其中宦官專權愈演愈烈,皇帝廢立皆出宦官之手,“建置天子在其掌握,威權出人主之右,人莫敢言”。

公元826年,文宗李昂從十六王宅被宦官迎立為皇帝,在此之前,其哥哥敬宗就被宦官殺死,因而文宗對宦官集團有一種被深深支配的恐懼感,特別想要擺脫。久而久之,就萌生了清除擅權宦官的念頭,甘露之變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。文宗為此特別提拔了李訓、鄭注二人。

唐文宗

李訓,本名仲言,隴西姑臧(今甘肅省武威市)人。長相魁梧,“敏于辯論,多大言,自標置”。進士及第后,補太學助教。后來投奔鄭注,進而結識權鬮王守澄,受其推薦,進入宮廷,為文宗講解《周易》,地位逐漸顯貴。在大和九年(835年),成為宰相。

鄭注,本姓魚,絳州翼城(今山西省翼城縣)人,出身微賤,冒姓望族鄭氏,時人鄙稱其為“魚鄭”。他精通醫術,“始以藥術游于長安權豪之門”,“敏悟過人,博通典藝,棋弈醫卜,尤臻于妙。人見之者,無不歡然”。后來得幸于王守澄,特別討其歡心。大和七年(833年),文宗中風,王守澄推薦鄭注前來為其治病,文宗“飲其藥,頗有驗”,遂有寵。大和九年,鄭注任工部尚書,充翰林學士,深受文宗信任。

仇士良,字匡美,循州興寧(今廣東省興寧市)人,出身宦官世家。父親仇文晟死后追贈左監門衛將軍,叔父仇文義擔任忠武軍監軍使。德宗貞元年間,仇士良凈身入宮,侍奉當時為太子的順宗,后來步步高升,地位逐漸顯貴。唐文宗被擁立為帝,仇士良亦有功,但當時的權閹王守澄故意打壓他,二人心生嫌隙。仇士良遂與文宗聯合,殺死王守澄,一躍成為最有權勢的宦官。但諷刺的是,唐文宗隨之又忌憚他,試圖將其鏟除。

《與君歌》中的仇士良

二、“甘露之變”

為了鏟除大宦官仇士良,鄭注要求出任鳳翔節度使,與李訓一居外掌兵,一居朝聯絡百官,內外協力,方便發動政變。最初的政變“劇本”是這樣擬定的:鄭注上任后,迅速挑選數百名壯士,作為親兵。待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,朝廷在浐水“風光”大葬王守澄時,由鄭注上奏文宗,允準其率親兵護衛葬禮。同時,文宗詔命神策軍護軍中尉以下所有宦官都去為王守澄送葬。待宦官們進入墓道后,由鄭注下令親兵關閉墓門,將其一網打盡。

“劇本”擬好后,李訓卻又和宰相舒元輿、左金吾衛大將軍韓約、邠寧節度使郭行余等同黨密謀,擅自更改了“劇本”。他們認為,如果按照原先的計劃,功勞全都是鄭注的,事后必受重用,高自己一等。于是讓郭行余等以赴任為名,招募壯士,作為私兵,配合韓約統領的金吾兵及御史臺、京兆府吏卒,在京城發動政變,誅滅宦官,順帶再把鄭注除掉,這樣就可以大功獨攬,盡享榮華富貴。

大和九年(835年)十一月二十一日,文宗和大臣們照常在含元殿上朝。李訓派韓約向文宗奏報,說左金吾院子里的石榴樹上昨夜降下了甘露,這是祥瑞的征兆。知情或不知情的朝臣們趕緊向文宗道賀。李訓又假意奏道,說石榴樹上雖然有水珠,但可能不是甘露,應再派親信前去驗看,確定后再慶賀不遲。文宗準奏,遂命仇士良率領眾位宦官前去察看。

李訓、韓約已事先在院子里設下了伏兵,只等宦官入院,便關門殺人。但韓約在陪同仇士良等人前往左金吾院的路上,過于緊張,“氣懾汗流,不能舉首”。仇士良心生疑惑,詢問緣由,韓約勉強搪塞過去。仇士良等人剛進入院門,恰巧來了一陣風,把院里的帳幕吹起來,露出了伏兵利器。仇士良等人反應迅速,立刻往外跑。守門士卒想關門阻攔,被仇士良厲聲呵斥后,就嚇得不知所措,任由仇士良等人逃走。

仇士良率宦官跑到大殿后,迅速搶奪文宗,往宮中避難。李訓一面急呼金吾衛士上殿護駕,一面扯輦阻攔,高呼:“陛下不可入宮。”遭到文宗呵斥。這時金吾衛士和京兆府、御史臺吏卒共計數百人登上含元殿,開始殺害宦官,死傷十多人,但文宗已被仇士良挾持,進入宮中后,就緊閉宮門。仇士良矯詔宣布李訓等人謀反,以討伐逆賊的名義派神策軍殺害朝臣。

李訓見事情敗露,匆忙換上低級官吏的衣服,逃奔終南山,不知情的宰相王涯、賈諒等人逃往中書省。神策軍借機在宮內外大肆搜捕屠戮,殺害金吾衛土、吏卒近千人。李訓、王涯、賈諒、舒元輿、郭行余、韓約等先后被捕殺。鄭注原本率兵趕赴長安,途中得到政變失敗的消息后,連忙折返鳳翔,不久即被監軍宦官殺害。

三、“甘露之變”失敗的原因

后人在分析“甘露之變”失敗的原因時,卻驚奇地發現,這場行動幾乎從一開始就注定不會成功。原因如下:

  1. 李訓、鄭注與唐文宗目標不完全一致

唐文宗雖極其痛恨王守澄、仇士良等飛揚跋扈的擅權宦官,必欲除之而后快,但對其他宦官并無惡感,甚至還任用了一些比較恭順的宦官如薛季棱、劉弘逸,借此制衡朝臣。而李訓目標是打擊部分有權勢的宦官,鄭注則是想打擊所有宦官。目標差異懸殊,就導致在事變過程中文宗態度發生轉變,宦官集團取得先機。

2.李訓個人野心膨脹,欲攬功自重

李訓野心很大,貪欲又重,在仕途上投機取巧,毫無節操。他先是通過賄賂鄭注,結識了王守澄,后又在王守澄的舉薦下,被文宗任用。為了進一步得到權勢,他和鄭注甘受文宗驅使,參與誅滅王守澄。李訓為了攬功,不惜拋棄和鄭注共同擬定的成功把握較大的方案,孤注一擲,鋌而走險。

3.參與人員心理素質、行動能力低

李訓所任用的人大多官職低微,是臨時提拔上來的,并不關心朝廷安危,只圖個人權勢。但他們心理素質很差,執行計劃時漏洞百出,使仇士良等人有所察覺。他們率領的士兵也沒有經過專業訓練,戰力低,行動遲緩,好比一群烏合之眾,在訓練有素的神策軍面前完全不堪一擊。

4.缺乏充分準備

李訓等人策劃事變時,只慮勝,未慮敗,準備嚴重不足,尤其缺乏失敗后的預案。這就導致計劃失敗后,相關人員手忙腳亂,只會到處逃竄躲藏,反而是宦官集團臨危不亂,迅速調集軍隊,掌控局面,隨后大肆展開搜捕。更令人無語的是,他們還嚴重低估了宦官集團鎮壓異己的手段和決心,致使一些無辜大臣、吏卒受到牽連。

文史君說:

“甘露之變”是唐朝后期皇帝試圖削弱宦官集團,復興皇權的一次嘗試,本質上是皇帝和宦官之間的沖突,卻使許多無辜之人死于這場腥風血雨。盡管我們天然地同情弱者、失敗者,痛恨禍國殃民的權閹,但不得不承認的是,在這次事變中,以仇士良為代表的宦官集團表現遠超以李訓為首的朝廷官員,洞察力、判斷力、決斷力確實可圈可點。而文宗任用的李訓、鄭注、韓約等人,實際上是一群政治暴發戶,沒有威望和號召力。過于追求功利,彼此勾心斗角,寄希望于僥幸,失敗也在情理之中。

參考文獻

1、白壽彝:《中國通史》(第六卷),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9年。

2、雷巧玲:《“甘露之變”發微》,《陜西師大學報(哲學社會科學版)》1995年第3期。

(作者:浩然文史·郛生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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